抗戰(zhàn)時期的國立綏遠中學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李吉吾

    從1939年至1949年綏遠和平解放，國立綏遠中學存在了十余年，以合并于歸綏中學(今呼和浩特一中)而告終。這十余年中，該校桃李芬芳，所培養(yǎng)出來的大批學子，遍布于全國各地以至海外。其中從1939年建校到1945年“八?一五”日寇投降，是該校處于抗日戰(zhàn)爭時期?，F(xiàn)將國立綏遠中學在抗戰(zhàn)時期的情況，作一憶述。其生活之艱辛、學習之勤苦，不無借鑒之處。唯所敘難免有所缺漏和悖誤，請原來母校的老師、同學們補正。

學校成立與發(fā)展

    綏遠地處西北邊陲，抗日戰(zhàn)爭前，教育事業(yè)就很落后。那時全省的中等學校，寥寥無幾。設在省會歸綏的有省立歸綏中學、歸綏師范、工科職業(yè)學校(原中山學院)、農(nóng)科職業(yè)學校、女子學校、私立正風中學；設在包頭的有綏遠省立第二中學、國立邊疆政治分校；在集寧的有省立集寧師范等?！捌?七”事變后，隨著綏遠不少地區(qū)的淪陷，各學校均告解體，師生流散，有的生活在日寇的鐵蹄下，有的逃亡流浪出去，尋求抗日救亡之路。

    抗戰(zhàn)后，國民政府教育部為收容淪陷各省的流亡學生，在后方各地成立了許多國立中學。其中于1938年在陜西安康，為察哈爾和綏遠兩省的流亡學生，成立了國立第四中學。由當時察哈爾省教育廳長胡子恒和綏遠省教育廳長閻偉共同主持。閻偉字致遠，托克托縣人，早年留學法國，歸國后曾在南京國民政府實業(yè)部供職，抗日戰(zhàn)爭前為綏遠省教育廳長。綏遠淪陷前夕，率教育廳部分人員撤往后方。國立四中建校后，閻為校務委員會主任，胡子恒為校長，執(zhí)掌大權(quán)。繼而發(fā)生了地域派系之爭，閻偉鑒于兩省人士未能協(xié)力同心辦學，復感在安康收容察綏流亡學生，路途遙遠，山川阻隔，長途跋涉，輾轉(zhuǎn)費時，不如在河套地區(qū)建一所中學，就近接納流浪學子。于是據(jù)理陳情，獲得教育部批準，1939年6月12日正式成立了國立綏遠中學。

    建校后，由閻偉自兼校長，梁漱溟之高足弟子李宸(字淵庭，托縣人)任教導主任，學生大部分來自綏遠淪陷地區(qū)；亦招收不少河套當?shù)貙W生；同時，還有一部分來自山西、河北、山東、察哈爾和東三省的流亡學生。當時學生人數(shù)為300多人，由初中一年級到三年級。其中初三一個班，初二一個班，初一分為甲、乙、丙、丁四個班，還有一個補習班。我是在家鄉(xiāng)薩拉齊縣淪陷后，過了兩年亡國奴生活，飽嘗蹂躪屈辱之苦，乃于1939年夏，拋別父母弟妹，跳出樊籠，經(jīng)過長途跋涉，多時輾轉(zhuǎn)，流亡到陜壩入學，進入初中一年級甲班。其后幾年中，學生陸續(xù)增多，年級次第升級，建校三年即發(fā)展成為初高中班級齊備的完全中學。初高中各為三年制。一般是初中為雙班，即每個年級兩個班；高中為單班。我初中時是初五班，高中時是和同年級初六班合組成的高五班。為解決河套地區(qū)小學的師資問題，從1941年開始，還開辦了四年制的簡易師范班，每年招收一個班。由于學校規(guī)模逐漸擴大，全校學生最多時達700多人。為抗戰(zhàn)時期綏遠最高學府。1943年夏，高中第一班畢業(yè)。當時在大片國土淪喪的情況下，繼續(xù)升學只能西行，即經(jīng)寧夏分赴后方的蘭州、西安、武漢、城固和四川省，投考高等院校。同時，每年的初中畢業(yè)生，也有一些奔赴這些地區(qū)的高中或?qū)？茖W校求學的。

    國立綏中在抗戰(zhàn)時期的校長，歷經(jīng)三任，除首任校長由教育廳長閻偉兼任外，繼任者為張淑良(字可旌)，之后是又一任教育廳長潘秀仁(字箴四)兼任。擔任過教導主任的有李宸、邢鐘岳、賈武、盧繼業(yè)等。擔任過訓育主任的有王綏之、孫茂宸、金載民等。擔任過總務主任的有苗國華、盧繼業(yè)等。1942年，學校發(fā)展成為完全中學之后，有教職員工60多人。教師大多數(shù)是從敵占區(qū)逃亡出來的，他們原來都是國內(nèi)老牌大學如北京大學、北京師范大學、清華大學、燕京大學、南開大學、北洋大學、中國大學、民國大學、輔仁大學、山西大學和東北大學等校畢業(yè)，有執(zhí)教經(jīng)驗的老教師，也有國外留學生。師資水平和教學質(zhì)量，確是第一流的。先后任國文老師的有李宸、程維城、王綏之、王少周、趙錫、趙寒操、陶仲康、劉幻塵、喬殿重、王蘭田等；數(shù)理化教師有曹誠齋、賈武、苗國華、邢鐘岳、胡向林、楊景賢、閻博群、信法剛、鄭才、白煥瑜、翟纘周、張世珍等；史地教師有張孟斌、孫茂宸、張鵬舉、賈秉溫、喬允中、盧繼業(yè)、程子春、任蘭田等；英語老師有閻秉乾、朱子平、賀宗升、李象山、段棵等；其他如生物、衛(wèi)生、公民、美術(shù)、音樂、體育、國術(shù)和軍訓等課程的老師分別有李雨化、李榮蔭、李樹茂、王桐崗、刁夢楚、劉岱、王純、候彥之、耿正范、孔博泉、鄔震、王廣統(tǒng)、于俊祥、劉恩綬、唐希舜、高賡宇等。

    學校初建時，條件非常簡陋。在陜壩南門里占用“屯墾隊”合作社的倉庫大院，分為三處，皆破舊土房，有些教室是利用馬棚改成。因房舍緊缺，乃于1941年暑期，西遷至距陜壩30多里的米倉縣三道橋一處喇嘛召叫梅林廟。除廟產(chǎn)房舍、經(jīng)堂、殿宇、場地分別辟為校部、教室、禮堂、宿舍、伙房、操場外，還通過學生勞動，自建了一批土房，基本上適應了教學需要。

教學在抗日前線

    抗日戰(zhàn)爭時期，河套始終是抗日前沿陣地。最初包括五原、臨河、安北三縣。1940年“五原戰(zhàn)役”后，又增辟晏江、狼山、米倉三個縣。第八戰(zhàn)區(qū)副司令長官部和綏遠省政府設在陜壩鎮(zhèn)。傅作義統(tǒng)轄之部隊與日偽軍在安北縣境的西山咀隔河對峙。陜壩與前哨邊緣相距一百多公里，所以國立綏中是創(chuàng)建在抗日前線的一所學校。

    那時綏西河套一派抗日氣氛，抗日標語遍地皆是，校舍內(nèi)也是如此?？谷站韧龈杪暯K日不斷，震撼空間，響徹任何一個角落。人們的工作和生活節(jié)奏都很緊張歡快。刷寫的大字標語非常醒目，內(nèi)容有：“打倒日本帝國主義”、“精誠團結(jié)，收復失地”、“驅(qū)除日寇、還我河山”、“國家興亡、匹夫有責”、“有力出力、有錢出錢”、“保衛(wèi)大西北，保衛(wèi)全中國”、“國家至上，民族至上”、“軍事第一，勝利第一”、“抗戰(zhàn)必勝，建國必成”等等。學校教唱的抗日救亡歌曲有：《太行山上》、《游擊隊之歌》、《打回老家去》、《流亡三部曲》、《義勇軍進行曲》、《大刀進行曲》、《保家鄉(xiāng)》、《東洋強盜》、《我為戰(zhàn)士送衣裳》、《八百壯士》、《滿江紅》、《畢業(yè)歌》、《黃河大合唱》、《思鄉(xiāng)曲》、《五臨安是我們的》等等。除上課時間外，在其他時間里，學校中充滿歌聲，遇有集會，會場上總是歌聲朗朗，各班互相拉唱，此起彼伏。每當唱起“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…”這首令人痛心疾首的流亡歌曲時，同學們特別是有切身感受的從淪陷區(qū)逃亡出來的學生，無不飽含辛酸，淚眼汪汪，聲音顫抖，邊歌唱邊哭泣，一派凄楚場面。當唱起其他抗日歌曲時，又是那么心潮澎湃，慷慨激昂，氣勢沖天，令人振奮。學校也經(jīng)常組織一些面向社會的抗日宣傳活動，如在街頭演講、歌泳、演活報劇等。那時河套電影缺少，很難看到，大概只放映過一次描述“八?一三”謝晉元率領(lǐng)八百壯士堅守上?！八男袀}庫”的戰(zhàn)斗影片，很鼓舞激奮人心。還舉行過幾次全國有名戰(zhàn)役勝利的游行，如慶?！伴L沙大捷”的游行等。

    其時，在先有中央組織的戰(zhàn)地慰問團，從重慶不遠千里前來綏西前線，慰問抗日軍民，也來綏中慰問了我們?nèi)w師生。慰問團團長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，他還為我們學校作了很振奮人心的演講，以后又有張治中將軍來抗日前線視察和慰問。綏中全體師生也參加了歡迎，并聆聽了張將軍的講話。

    國立綏中的教學，是處在動蕩的戰(zhàn)火中，敵機經(jīng)常飛臨各縣城鎮(zhèn)轟炸掃射。第八戰(zhàn)區(qū)副司令長官部多次派軍官為我們?nèi)熒v解防空知識。陜壩是綏西前線最高指揮機構(gòu)和省府所在的城鎮(zhèn)，是軍事、政治、文化中心，因此便成為日寇空襲的主要目標，不斷受到侵優(yōu)。我們經(jīng)常躲警報，白天上課時，也得由各班輪流派人在學校最高處的房頂上值警，遇有空襲警報，便鳴笛停課，師生們迅即疏散到城外的田野里，在縱橫交錯的渠道里和樹林里隱蔽?？找u頻繁時，甚至一日內(nèi)奔跑數(shù)次，簡直無法上課。有時夜間實行燈火管制，點的雖是麻油燈，光線暗淡，也得熄滅，連晚自習也上不成。也不止一次地由于深夜跑警報，人們突然從睡夢中驚醒，連衣服都來不及穿，只好提著往外跑。綏中校院內(nèi)，也曾遭敵機轟炸，炸下數(shù)尺深的彈坑。為了不影響上課，有時遇有警報，各班集體躲到田野，在敵機未飛來前，繼續(xù)上課，等聽到飛機嗡嗡地聲響，或遠遠望見飛機的黑影時，再行疏散隱蔽。有時正在開飯，聽到警報便抬著飯桶端著飯碗跑。由于受到戰(zhàn)事影響，還有過學校集體逃亡借地教學的情況。所以處在抗日前線，讀書總是不得安寧。

    綏中的學生，既有飽歷淪陷亡國之苦，又親自遭受抗日前線戰(zhàn)火的威脅困擾，加之平時接受愛國抗日的宣傳教育，愛國主義思想深深地注入到每個人的腦海中。學校每日清晨早操跑步后，進行升國旗儀式，老師們輪流作精神講話。每周星期一是總理紀念周，誦讀《總理遺囑》。第八戰(zhàn)區(qū)副司令長官部，每月舉行一次擴大總理紀念周，黨政軍團學各界齊集。學校全體師生也整隊前往參加，傅作義作精神講話。所有這些活動，也都是關(guān)于抗日救亡、各戰(zhàn)場形勢、激勵愛國意志等方面的內(nèi)容。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，喪權(quán)辱國，國恥深重的歷史和現(xiàn)實，無不激蕩著大家的愛國熱情和救亡圖存的意志。為了抗日甚至出現(xiàn)了從軍熱。1943年，我校約有30多位同學報名參加了遠征軍，前赴緬甸、印度與盟軍共同對日作戰(zhàn)。1944年蔣介石發(fā)起知識青年從軍運動，提出的口號是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”，準備用于對日總反攻。愛國青年、熱血男兒，風起云涌、積極響應，不少同學報名應征，投筆從戎。各年級參加者竟達90多人，幾乎占全校學生總數(shù)的八分之一。他們離開學校投奔“青年遠征軍”。由于1945年8月日寇投降，同學們未能實現(xiàn)疆場效命，退伍復員后，又重新就讀于國立綏中，也有些留在外省升學的。

集體逃亡  借地讀書

    1939年臘月，日軍大舉進犯河套，綏西進人交戰(zhàn)狀態(tài)，除軍隊與之周旋外，機關(guān)學校則紛紛轉(zhuǎn)移。國立綏中也被迫打起背包，帶上干糧(炒面)，在敵機盤旋轟炸和炮聲隆隆中，撤離陜壩，徒步向?qū)幭霓D(zhuǎn)移，開始了長途集體流亡生活。為逃避敵軍追襲，只好日夜兼程，不得休息。當時正值數(shù)九寒天，過了補隆淖、三盛公后，就行進在茫茫的沙丘和冰封的黃河的荒野地帶。據(jù)說這條路曾是古時通往新疆的荒寂的駝運之路，當年全憑駝夫的記憶和視力摸索行進。1926年馮玉祥統(tǒng)率的國民軍，撤離綏遠，開赴甘肅、陜西時，開辟過此路。但時隔多年，交通閉塞，路跡全無，荒蕪難辨。此行不是穿梭在紅柳林、鹽堿灘和哈茅兒圪堆之間，就是踏著冰封黃河，艱難地行進。同時朔風凜冽，寒氣刺骨，但恐敵軍逼近，疲于奔命，竟不覺冷。困了就在荒野里躺倒睡覺。由于極度困乏，同學們走起路來還在打盹。甚至一跤跌倒就呼呼入睡了，被別人喚醒，爬起來再走。

    在黃沙滾滾，荒野漫漫的路段中，由于同學們身體強弱不一，行走快慢有差，很難集中行進，隊伍斷斷續(xù)續(xù)拉得很長，距離拉大。行在前面的人，擺記號，插標記，或放開嗓子呼嘯，讓后面的入跟著走。有時在夜里摸黑走了半天，又返回原地，原來是迷路繞了圈子。大家都是信步而行，每當需要歇息或喝吃時，就點燃荒草，烤火取暖，用洗臉盆熔化冰雪喝冰凌水，吃點炒面。盡管大多人原是從淪陷區(qū)逃亡流浪出來的，也從未走過這樣的荒野地帶和經(jīng)受如此跋涉之苦。大家只走的嘴唇干裂，嗓子嘶啞，臉耳凍腫，腳掌起泡，小便赤黃，大便難下，苦不堪言。大年三十晚上，正路過傅家灣、河拐子一帶，僅有一處大店，供我們先后來到的師生依次棲息。屋里屋外，炕上地下，依墻靠壁，混睡一片。前一批起行，后一批再來棲息。

    行行復行行，一直到了石咀山，才算走完了荒僻之地，進入城鎮(zhèn)。石咀山是寧夏的重鎮(zhèn)，瀕臨黃河，是水旱碼頭，比較繁榮。我們來到這里，一切條件就好多了。在此住了兩天，稍事休整，又分批先后出發(fā)。正月初五、六，全校師生又集中于黃渠橋鎮(zhèn)(今惠農(nóng)縣)，分散居住在鎮(zhèn)內(nèi)店鋪和居民家里，受到老鄉(xiāng)們的同情和憐痛，為我們包餃子，補上了一頓年飯。至此我們才算過上了有鍋灶可供燒水做飯的近乎安定的生活了。在黃渠橋休息了幾天，又經(jīng)平羅縣、姚伏堡，到了李崗堡。這里離寧夏省城較近。校方本打算借此地落腳，作為逃亡的臨時學習之處，但不知何故，未被容納，遂又返回平羅縣城。經(jīng)學校再度向?qū)幭漠斁终埵?，最后才在乎羅安營扎寨，開始了教學生活。當時馬鴻逵統(tǒng)治的寧夏省，對外省過往停留人員，稽查甚嚴，無異是一獨立王國，對流亡逃難之群體或個人，亦不表同情，反而多方刁難，師生們無不憤慨，但時逢寄人籬下，徒喚奈何。我們借住在平羅縣北門里兩處歇業(yè)的大店鋪和北門的殘破廟宇“野骨寺”(掩埋無主尸骨的寺廟)，作為上課的場所。老師和學生則分散住于各戶居民空閑的房間，或是由居民們暫時相互合并騰出的房子。學校統(tǒng)一購置糧食，分發(fā)給學生，由學生自行燒火做飯。生活既艱苦又單調(diào)。每日除上課外，其他活動也只是唱歌做操。因為沒有操場，就只好在城墻根下和城外野地里玩球。有時還在平羅街頭搞些抗日宣傳活動。在這里幾個月的時間，由于環(huán)境惡劣，條件不好，同學們得了病也缺醫(yī)少藥，曾病死兩位同學。他們是初二的女生溫立勛和初一的男生劉達人。學校給弄了棺木，在“野骨寺”附近就地掩埋，師生們送葬哀掉，倍覺凄愴悲切。

    當時日寇入侵河套，據(jù)說是傅作義布下口袋陣，有意讓敵人深入，然后扎緊袋口徹底殲滅之。果然1940年春，取得了聞名中外的“五原戰(zhàn)役”的勝利。是役殲敵眾多、擊斃日高級將領(lǐng)水川中將，把日寇逐出河套。學校在乎羅十分艱苦地上了三個多月的課，于1940年5月間，分水陸兩路向收復后的陜壩遷返。陸路艱苦，水路險峻。陸路仍循逃亡時的路線步行；水路是在當?shù)毓土巳淮竽敬瑥狞S河順流航行。我是坐船走水路的。船過石咀山后，經(jīng)過幾處險惡地段，如“頭道坎”、“二道坎”、“三道坎”、“洋人擺手”、“煮人窩”、“閆王鼻子”等處。通過這些河段時，有些人便下船循河岸而行，有些仍在船上。老艄公及船夫們寧神屏息，觀望河情，謹慎航行，惟恐觸礁撞石或被特大漩卷翻，船上的人也都提心吊膽，怕出事故。在航行中，有時船被擱淺，船夫們就脫衣下水推船，部分男同學也下水幫助推船。行船每日都有固定的?？奎c，大家便上岸埋鍋造飯。經(jīng)過七、八天的黃河水路，到達臨河縣境，再進入永濟渠北行。永濟渠是河套八大干渠之一，渠道寬闊，常通航運。我們在渠內(nèi)航行多半天，就到了臨河縣西郊馬道橋靠岸。然后徒步返回陜壩，同由陸路返回的師生們會合，對校舍進行了清理整修，便恢復上課。

艱辛的生活

    國立綏中學生的待遇，當時規(guī)定所有淪陷區(qū)流亡出來的，都享受公費，經(jīng)費由國民政府教育部撥發(fā)。衣食用全由校方供給，還每人發(fā)給一套由部隊用后退役下來的破舊被褥。河套當?shù)氐膶W生，一般是住中學者為自費，住簡師者為公費。1942年，教育部把公費待遇改為資金，就是要求畢業(yè)后到社會工作，給國家償還在校時所花用的款項。至于當時在校的吃穿用還是照舊，并無什么改變。

    最初給學生們發(fā)的衣服，也都是部隊退役下的破舊軍衣，冬棉夏單，有灰色，有黃色，雜亂不一。單衣是半截褲，打綁腿。原來說的是兩年一套，實際上1942年冬以前，只發(fā)過一套單衣一套棉衣。單衣穿了一季，就破爛得不能再穿，所以換季就成了問題。于是夏天就只好把棉衣里的棉花掏出，當單衣穿，冬天再把棉花塞進去，又成棉襖了。就那么一套衣服，掏了絮，絮了掏，隨著氣候，冬夏循環(huán)反復。本來就是從部隊退役下來的舊衣服，經(jīng)過這樣折騰，就襤褸得不行了。不過男同學也都學會了縫針線，本來孩子們在家時，這些針線活都是母親來做的，現(xiàn)在則遠離父母膝下，逃亡在外，便由慈母手中線變成游子手中線了。只能自行操作，破了就縫補。白線黑線，各色補釘，鶉衣百結(jié)，光怪陸離。就是對這樣的衣服，人們也是愛護備至，遇有勞動，舁東西或擔東西，總是光著膀子干，寧肯磨肉皮，也舍不得磨衣服。春夏秋可以不戴帽子，冬天戴的是從部隊搞來的帶兩片耳扇的棉帽子。男女生穿著都一樣，看外表除女生理著名為“揚眉土氣、光明大道、后起之秀”發(fā)式的短剪發(fā)外，簡直同男生分辯不出來。穿的鞋是用線麻或不能穿的破衣服撕成布條編織的，如同南方的草鞋，故當時亦名之為草鞋。學校給每個學生發(fā)夠一雙鞋的線麻，讓自己動手編織。會編的教不會編的，雖然好壞不一，但總會自編自穿。手巧的同學還編出花樣來，鞋頭扎一撮麻線穗子，顯得很好看。家在河套的同學，在穿著方面自無問題，但他們也愛穿草鞋。同學們夏天是赤腳穿草鞋，冬天穿自織的毛襪子。學校給每個學生發(fā)幾兩羊毛，自己捻成線，再用半尺來長的幾截鐵絲，把兩頭搗尖，用來挑織襪子。就這樣毛襪子加草鞋御寒過冬。在秋涼以后，每當課余，大家就抓緊時間捻毛線?！皳茳c兒”是用木頭或骨頭(羊腿)做的，捻起來，許許多多的“撥點兒”轉(zhuǎn)動，再加上還有編草鞋的，好似一個手工業(yè)作坊。運離爹娘的流浪學子，在那艱苦的環(huán)境里，大家除讀書外，都學會了多種本領(lǐng)，也鍛煉了獨立生活的能力。

    1942年冬季的一天，傅作義將軍到梅林廟視察學校，全校師生列隊歡迎，由校長陪同，從隊前緩慢通過，既是檢閱也是看望，對每個學生都注目凝視，從頭到腳仔細察看，有時詢問。對不少平時就已臉凍紅腫，手和耳朵凍得流血水結(jié)瘡痂的學生，傅作義總要輕輕撫摸撫摸面龐，捏捏耳朵，拉起手看看，并眼含淚水，有時淚珠竟奪眶滾下，對學生頓生憐痛之情，流露出熱切的慈祥心腸。不過那時河套地處抗日前線，到處都一樣艱苦。傅作義當時穿的也是粗布軍衣，頭戴沒配皮毛的雙耳布棉帽，腰扎二指寬的皮帶，腳登黑色粗布圓口便鞋，儼然一普通大兵的模樣。視察之后，立即決定給每個學生做一套新棉衣，第二天即派官員帶領(lǐng)裁縫來給學生量尺寸，然后由陜壩幾家裁縫鋪加工趕制，不幾天便運來學校發(fā)給學生，是黑色粗布面白里內(nèi)絮羊毛的棉制服。一省的父母官為一校學生解決御寒溫暖的衣著，真乃雪中送炭啊!同學們皆大歡喜，感激涕零。有的同學開心地呼喊：“謝主龍恩!”因為人們沒有襯衣，羊毛棉衣直接貼身穿上，還刺癢得難受，不過習慣也就無所謂了，如同虱多不覺癢一樣，反正總算不致于凍了，就這套衣服，一直穿到抗日勝利之后，其間，仍然是隨著氣候的變化，棉變單，單變棉，以原裝換季。

    河套盛產(chǎn)糜黍、小麥、豆類等農(nóng)作物，我們學校號稱是吃的“官饅頭”，這是享受公費待遇的代名詞。實際上以米糜飯為主，經(jīng)常吃的是糜米稠粥或燜飯，就點咸菜或土豆燴菜，最后泡些米湯。每十個人為一吃飯組，每組配以盛飯木桶和笸籮，碗筷發(fā)給個人保管。每天輪流由一個人值日到火房打飯。開飯時大家圍成一圈蹲著吃。一周也吃幾頓饅頭，改善一下伙食。遇有節(jié)日還殺羊宰豬，打打牙祭，用喇嘛廟舉辦廟會時用的大鐵鍋，一鍋就能煮十幾只羊。有時偶爾吃頓包子，因為蒸包子供不上，邊吃邊等，得三、四次才能吃完一頓飯。有人曾風趣地說：“這就不是吃包子的社會嘛!”

    有一年多，光景很不好，伙食極差，吃的是豌豆面做成的豆面墩墩。在當?shù)赝愣故怯米黢R料的，人們不吃。學校的伙夫都是從農(nóng)村雇來的，用豌豆面做不出什么花色品種來，搟豆面條吧，供那么多人，很困難。只能把粗糙的豆面和起來切成方塊蒸熟吃，人們叫它豆面墩墩。初吃時，覺得稀罕，還不感到難吃，時間長了，便覺苦澀，進胃后肚脹腸鳴，溢氣難聞，同學們開玩笑說這是“擂鼓打屁仗”。

    學生的伙食是由學生自辦。學校組織有學生自治會。學生會下設有一個伙食股。由伙食股吸收每班選出的一名代表組成伙食委員會，每個學期隨著學生會的改選而改選更換一次。學校總務處按月把伙食經(jīng)費撥給伙委會掌握使用。采購食物，安排膳食，全由伙委會負責。每月公布一次帳目。學生會下面還設有一個勞作股。學校遷到梅林廟以后，由勞作股組織學生開墾了幾畝菜地，種些蔬菜，以補充副食不足。

    那時學校因陋就簡，所住土房大小不一，炕上最多可．睡十幾人，最少睡五、六人不等，很擁擠。教室也不夠使用。于是學校決定自己興建，除從附近農(nóng)村雇用些泥工木工等外，都由學生自己動手。脫土坯和搬運土坯勞動量最大。搬運土坯時，大家舁的舁，挑的挑，在相距二里半的路途中，一趟一趟地往返搬運。還唱著學生自編的《勞動歌》：“咳喲咳喲勞動，咳喲咳喲流汗，大家都來出力，保衛(wèi)大好河山……”邊唱邊走，以減疲累。同學們不愿磨破衣服，寧肯磨破肉皮，總是赤著腳光著膀子干。雙肩壓得紅腫，不少人甚至壓出死肉疙瘩，腳手磨起老繭。筆者至今肩上的死肉疙瘩還存在。蓋起的幾棟宿舍都是筒形的，每棟一連五室，只有一道門。每室一盤炕，每室窗戶下筑有一個泥臺，當桌子用，可供五人坐下學習。每個泥臺下面有五個泥窯，供放書籍文具之用。就連占用召廟房屋做為宿舍的，也都修筑了這種供學習用的土設施。

    我們的宿舍，在夏秋之季，臭蟲跳蚤群起光顧，不勝其擾。冬天則受冷凍之苦。河套地區(qū)沒有煤炭，不論取暖做飯，都燒柴草，即被稱為河套三件寶的“紅柳、哈茅兒、——草”。有時也燒牛糞。按學校規(guī)定，宿舍取暖每天只在晚上燒一次炕火。燒哈茅兒時，因為是針刺植物，同學們的手被扎得布滿星星點點的血跡。由于屋大炕小，每到后半夜，炕漸漸涼了，室內(nèi)溫度降低，凍得受不了，人們就蜷縮在被窩里，當起“團長”來了，每年冬季大家都是在這樣挨凍的情況下活著。

勤苦的學習   

    學校的生活環(huán)境不好，學習條件也就很差了。在冬季，教室里沒爐子生火，一點取暖的火星都沒有，上課時師生一塊挨凍，數(shù)九寒天零下三十多度也是如此。凍得難以支持，便停頓一下講課，由班長喊口令，大家起立原地踏步，待腳稍暖后，老師再接著講課。

    在宿舍里進行晚自習，點的是麻油燈，大屋子配備兩盞燈，小屋子配備一盞，每盞燈供五入學習。麻油燈光線暗淡，再加上抗戰(zhàn)時期課本紙質(zhì)低劣，鉛印字跡不太鮮明，學習起來煞費眼力。同時燈煙縷縷，滿屋繚燒，非常薰人。每天起床后，同學們的鼻孔都是兩個黑窟窿，吐出的痰也是黑色的，不過奇怪的是既沒有人鬧肺病，也沒有人患近視。

    整個抗戰(zhàn)時期，上課沒有課桌。從建校開始，就給每人發(fā)一個板凳，一塊小木板，上課時帶到教室，下課后帶回宿舍。凳子約小腿高，坐下后大腿正好保持平直，小木板放在雙腿上，當課卓用。抄寫演算圖等作業(yè)都在這塊七寸寬尺余長的小木板上活動，習慣了也還得心應手，使用自如。

    校方對學生的學習和作息要求比較嚴格。在課堂上每節(jié)課由當堂授課教師點名，班長按規(guī)定收發(fā)作業(yè)。平時作息主要由各班導師(班主任)負責。每天早晚自習在宿舍里。導師除起床后跟班早操外，早晚都要查自習。每天兩個鐘頭晚自習后，由班長吹哨集合站隊，導師點名、講話、集體唱歌，稍事活動后即就寢。就寢后必須熄燈，導師還查寢，有時校長或訓育主任也來查寢。如有夜不歸宿者，即予記過以至開除。就寢后不準說話，也不許活動。那時同學們真可算是寒窗苦讀，晚上總要“開夜車”學習。到了后半夜導師不查寢了，宿舍內(nèi)那盞麻油燈又被點燃了，不少學生又伏案學習起來。冬天冷了，就圍上被子學習。經(jīng)過這樣勤奮學習，同學們的功課基礎(chǔ)比較扎實。如國文的教學，在初中期間，要求必須背會指定的150篇古文和許多詩詞，其他各門功課，要求亦非常嚴格。所以升人大學的，也都是所在院校的優(yōu)等生。

文體活動  異彩紛呈

    國立綏中按當時教育部頒布的教育方針是：德智體美群五育并舉，全面發(fā)展。文化體育活動搞得很活躍，給艱苦的讀書環(huán)境，增添了歡愉的色彩。其中育運動在體育老師孔繁溥(字博泉)的培育教練下，田徑、球類各項運動，搞得既普及又突出，出現(xiàn)了不少優(yōu)秀運動員。從高年級到低年級，一班接一班，班班有選手。如喬學元、郝萬源、曹萬化、陳賦真、姜亦強、邱明躍、盧得義、劉漢超、李冶國、惠敏、王卿云、梁慧臣、張漢璇、苑之方、楊信、曹拱辰、閆士明、李英淵、范文華、范孝先、李吉五、馬誥馴、韓燕生、范英華、馬振洲、成繼德、李英勝、李慶潤、侯登殿、高克禮、陳敬禮、樊景星、楊家訓、張國權(quán)、武土嵩、張鴻飛、賈增貴、張萬光、于瑞聰、閆秉義、于瑞敏、王健生、應書舫、閆俊賢、蔣昭鑫、祁琳英……等球類和田徑一大批知名的男女選手。

    當時全校有兩個籃球場，兩個排球場，足球場則是利用校址外沙丘環(huán)繞著的一草灘。每周各班的體育課和每天下午的課外活動，除在場地有組織地進行外，一般的玩球跑跳，各個角落隨處可見?？梢哉f全校學生基本上都是運動健兒，都具有強健的體魄。體育設施和用品都很破舊簡陋，損壞最快的是籃排足球，都是補釘摞補釘，一個球使用好幾年。因為鞋缺，平時不少同學都是赤腳上場打球，同打補釘?shù)那虼钆淦饋?，真是相映成趣。同學們的那雙腳板是很硬實的。由于平時勞動是赤腳，打球是赤腳，賽跑練跳是赤腳，腳底磨成老繭。有些同學甚至在秋后割了莊稼的茬子地里，也可無畏縮地賽跑，真算得上是鐵腳板了。在運動中，碰破皮膚出點血是常有的事。學校雖配有校醫(yī)，但藥品非常缺乏，有時連紅藥水、紫藥水也沒有。同學們哪個部位皮破出血，便順手抓起細沙土敷上，血也就止住了。由于衛(wèi)生知識缺乏，也不怕受感染。筆者那時打排球，在班隊打的位置是二排中(當時排球打法是九人三排)，在校隊是三排中，前后左右都得關(guān)照，接硬球救險球，摔跌翻滾，腿和胳膊經(jīng)常皮破出血，不知多少次用沙土止血，從未發(fā)生感染。那時沒什么針織背心，不論球類運動員，還是田徑運動員，在對外比賽或全省運動會時，穿的都是用白粗布縫的背心，胸前縫制用黑布剪成的“綏中”字樣。至于運動鞋，也極罕見，一般都是穿家做布鞋上場參賽。

    學校于每年6月間校慶時舉辦一次全校運動會，田徑、球類各類項目都有?？箲?zhàn)時期，省教育廳在陜壩舉行過幾次全省運動會，綏西各縣、各學校、各機關(guān)團體、部隊等統(tǒng)統(tǒng)參加。所有田徑、球類各項冠軍，均為綏中所囊括。當時綏西有兩支籃球勁旅，一個是青年劇社，一個是中央軍炮兵五十二團。綏中籃球隊除平常與他們進行友誼賽外，亦在全省運動會上相逢，總是屢次為綏中所敗。綏中培養(yǎng)訓練出來的球類運動員，人數(shù)之普及，基礎(chǔ)之堅實，確是可觀的。筆者后來成為蘭州大學和蘭州市的排球代表隊員，就是在綏中鍛煉的結(jié)果。

    在體育鍛煉方面，學校還設有國術(shù)藍課，配備老師教授武術(shù)。國術(shù)老師是在綏遠頗有名氣的托縣人劉恩綬。他住過南京中央國術(shù)學校，武藝高超。三十年代曾代表綏遠赴南京參加打擂(解放后任內(nèi)蒙師大體育教授)。當時該項課程，除全校各班學生每周按規(guī)定上幾次課外，還組織了專門的國術(shù)隊。各班上課，主要是徒手拳術(shù)，如十套彈腿、長拳、小紅拳、太極拳等。至于國術(shù)隊則由特別愛好的同學自由參加，擁有男女隊員數(shù)十人，所學則徒手、器械均有，如刀、劍、戟、棍、錘、穗子鞭、虎頭鉤、三截棍等應有盡有。每有節(jié)日活動，國術(shù)隊是不可缺少的表演者。也在陜壩和米倉縣一些場合或全省運動會上表演，博得社會各界的喝采。

    軍訓也是一門體育范圍內(nèi)的課程。從建校后就規(guī)定每周幾節(jié)軍事訓練，以增進軍事常識，加強軍體鍛煉，提高軍體素質(zhì)，掌握軍事技能。因為正處于抗日時期，又在抗日前線，施行軍事訓練，也是備戰(zhàn)的急需。從第八戰(zhàn)區(qū)副長官部請來軍事教官，進行軍事訓練。先后充任軍事教官的，均系黃埔軍校畢業(yè)從事軍職的校級和尉級軍官。學校遷至梅林廟后，駐校教官增至三人，其中曾有保定軍官學校當年傅作義的同期同學高賡宇少將，擔任主任教官。軍訓課主要進行術(shù)科訓練，如徒手操練、持槍操練、刺殺、野外教練、射擊教練等。這不僅對增強學生的軍事技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，而且也鍛煉增強了體質(zhì)和組織紀律性?？梢哉f那時綏中的學生不是什么文弱學生。

    在文娛活動上，當時綏中組建有歌詠隊、話劇團、晉劇團、二人臺等文藝團體。每逢紀念節(jié)日如：“三?二九”青年節(jié)、“七七”抗戰(zhàn)紀念日、“雙十國慶節(jié)”、“三月十二日孫中山逝世紀念日”、“十一月十二日孫中山誕辰紀念日”、“校慶”以及新年元旦和春節(jié)等，都要舉行或大或小的紀念活動。這些紀念活動中，都少不了文藝演出。文藝組織及活動，由學生自治會的文藝股主持。平時定期排練，屆時演出。話劇先是請第八戰(zhàn)區(qū)“青年劇社”的演員來校擔任導演。后來就由話劇團的同學自選劇本，自導自演。話劇團演過的劇目有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、《野玫瑰》、《維他命》、《日出》、《風雪夜歸人》及古裝劇《桃花扇》等。話劇演員是各年級的男女學生，計有王丕顯、趙觀容、李瑞雪、任漢杰、蔣昭鑫、王新民、王健生、馬維華、楊蔚亭、喬瑞森、于瑞卿、沈建莖、曹利貞、羅振岐、白云霞、李友冰、崔翔鳳、孫錫九、張秀娟、孟憲明、趙振秋等同學。話劇團也在社會上演出，受到各界好評。可見綏中在這方面培養(yǎng)鍛煉出來的學生，其功底也是較為扎實的。   

    晉劇團是筆者負責，人們稱我為“班主”。我們先后請曾在陜壩戲班里唱過黑頭的戴文海和演過小生并領(lǐng)過戲班的茍班主來校指導排練。鼓板、胡琴、三弦、鑼、鈸、梆子、鎖吶等全套打擊、絲弦、吹奏樂器，都是學生自己操伴。魯紹參、劉承漢拉胡琴，特別令人喝彩。生、旦、凈、末、丑文武演員，都是學生自己扮演。行頭(戲裝)道具向陜壩戲園里租借。主要演員有：張希霖、魯尚賢、周仁瑞、李子超、宮新才、孫金翹、李子瑞、楊蔚亭、李吉五、樊世榮、田萬全等男女同學。晉劇團演過的有：《打金枝》、《空城計》、《捉放曹》、《走雪山》、《牧羊圈》、《三娘教子》、《罵閆》、《烈女傳》(九件衣)、《寧武關(guān)》、《八蠟廟》等文武戲目。筆者亦兼演員，扮演凈角(花臉)，參加過五、六出戲的演出，飾演《空成計》的“司馬懿”，《罵閆》的“五殿閆君”，《烈女傳》的“喬武舉”，《寧武關(guān)》的“李闖王”等角色。在演《八蠟廟》這出全武行戲時，則請國術(shù)隊的同學王廣納、王廣級、陳敬禮、范英華、祁琳英、管高山、董建魁等不少武術(shù)選手參加演出。甚至國術(shù)教師劉恩綏也上了臺，飾演該劇主要角色“費德功”。

    二人臺那時叫“打玩藝兒”，主要有史鳳儀、柴如璧等同學演唱。揚琴、四胡、笛子、梆子、四塊瓦等樂器，也都是同學們自己操伴。演過的劇目有：《走西口》、《打連城》、《打金錢》、《打櫻桃》、《掛紅燈》、《小寡婦上墳》、《尼姑思凡》、《五哥放羊》、《水刮西包頭》、《打后套》、《種洋煙》等。

    綏中的文藝演出，不僅活躍了全校師生的文化生活，而且也為周圍老百姓提供了觀賞和娛樂的機會。每逢節(jié)日演出，學校周圍遠近農(nóng)村的人們都紛紛前來觀看，婦孺老少坐車的，騎馬的，像趕廟會似的。陜壩、米倉縣以及學校周圍的村鎮(zhèn)，也常有邀請綏中劇團前去演出的。米倉縣喬學曾縣長親自來校請學校晉劇團到縣府所在地三道橋演出。演了幾場，轟動了整個縣城，人們都說“綏中的山西綁子唱得好”。群眾還給一些主要演員贈送了藝名，如演老生的張希霖、魯尚賢被稱為“希霖紅”、“魯班紅”，演花臉的周仁瑞被稱為“仁瑞黑”，演青衣和小旦的宮新才、李子超被稱為“新才旦”和“子超旦”等。二人臺在陜壩鎮(zhèn)郊園子渠口，群眾組織的放河燈活動中的演出，名揚遠近，史鳳儀同學亦被呼為“風儀旦”。話劇團的演員王丕顯、蔣昭鑫等同學，也得到社會上很好的評價，說他(她)們的演藝不次于專業(yè)演員。這些都表明綏中文藝演出在這一地區(qū)深遠的影響。

    其他文化活動還有論文競賽，講演競賽，數(shù)學解題演算競賽、辯論會、猜燈謎、地理繪圖標示山川地名競賽等。這些活動也是逢有紀念節(jié)日進行，由學生自治會的學術(shù)股主持。此外就是各班都辦壁報，愛好文學的同學自行組合的小組也單獨出壁報。有的班半月一期，有的一月一期。校舍墻壁上琳瑯滿目，各有千秋，所有這些，均顯示出綏中的學習氣氛十分濃厚。

    總之，抗日戰(zhàn)爭時期，大批師生不忍在淪陷區(qū)日寇鐵蹄下，以清白之身甘作污穢之奴才，紛紛逃亡流浪出來，投奔于國立綏中這所抗日學府。學校以愛國育人為宗旨培養(yǎng)流亡學子。學風嚴謹，紀律嚴明，文化體育生活又很活躍。實踐著德智體美群教育方針的要求。大家受著抗日愛國救亡圖存的教育，同時經(jīng)歷著抗日前線戰(zhàn)火的薰陶。在戰(zhàn)時艱苦而特殊的歷史條件下，綏中培養(yǎng)了一代有文化的愛國青年。

作者簡介

    李吉吾，男，漢族，1922年生，內(nèi)蒙古土右旗人。國立蘭州大學法律系畢業(yè)，民盟成員。副編審。解放前曾任綏遠省革新委員會秘書兼編輯，解放后歷任綏遠省財委政秘書、財貿(mào)秘書、內(nèi)蒙財委農(nóng)牧秘書、內(nèi)蒙人委工業(yè)辦秘書、主席秘書室秘書、交通廳秘書，戰(zhàn)備汽車團調(diào)度、自治區(qū)革委會聯(lián)運辦秘書。1982年聘為內(nèi)蒙文史研究館館員后兼研究室主任，文史叢書編委員副主任。內(nèi)蒙古政協(xié)第五屆文史委員，第六屆政協(xié)委員，內(nèi)蒙古書法家協(xié)會會員。

    曾參與編寫和審定《內(nèi)蒙古公路交通史》，主編《文史叢書》、《文史叢刊》、全國《新編文史筆記叢書》內(nèi)蒙古分冊。曾撰有多篇專業(yè)論述調(diào)研報告及綏遠地區(qū)方言辨析等論文和回憶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