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立后的歸綏中學堂

    當時在舊城北牛橋口，有一所大慶昌商號(今八中的前院)。它的后面，是一條不長的小巷(早已不存在了，今為八中的中院)，東西巷口各有一座不大的木制牌坊，一個上刻寫著“鵝湖”，一個上刻寫著“鹿洞”。

    走進“鵝湖”、“鹿洞”，在巷中路北有一座三間的紅漆門樓，中間一扇大門，兩旁各有一扇小門。在大門的一旁，掛著一塊精致的木牌，上面寫著五個楷書大字：“歸綏中學堂”。走進學堂大門，是一所不大的方院。東西兩面各有一排六、七間的廂房，正面是一座五間大屋，這就是書院時期講學的地方，中學堂唯一的一所教室。舉目四望，很快就會感到院里的一切與門口那塊寫著“歸綏中學堂”五個大字的精致木牌是極不相稱的。沒有講授近代科學的新教師，沒有理化生物等課的儀器設備，沒有正規(guī)的新式的教學制度，講課的仍是書院的“私塾先生”，學習的仍是書院時期的一些頭留長辮、身穿長袍的生童，學習內容也還是讀經(jīng)、講經(jīng)。難怪在地方志上也只有這樣寥寥幾筆的記載：事屬草創(chuàng)，規(guī)模狹小，僅收學生三十名，即以舊有山長為堂長。

    為什么歸綏中學堂在開辦初期就出現(xiàn)這樣一幅殘荒的景象呢?首先是因為當時腐敗的清政府官員，根本就不會認真辦理新式教育。歸綏道把古豐書院改為歸綏中學堂，僅僅是在形式上應付一下清政府的命令而已。在籌改期間，他們既不聘請新課教員，也不增添有關設備，他們喊的辦學堂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。

    其次，當時歸綏文化較落后，近代科學和新思想的傳播較遲，影響不廣，當然會缺少舉辦新式學堂的人才。

    第三，由于清政府的腐敗統(tǒng)治和長期以來文化落后的緣故，勞動人民的子弟不僅上不起學堂，而且對學堂還存在著一種恐疑的心理(一些貴族、地主階級的人們也同樣存在著)，認為學堂是外國人的學校，進去以后要當兵出國。這種看法一直影響到民國初年。一位民國初年即在歸綏中學堂任教的老教師，回憶了這樣一件事：民國初年，有一個小學生名叫李士林、學時功課很好，總是考第一，小學畢業(yè)后，媽媽不讓他考歸綏中學堂。這位老教師到他家里，來說服他媽媽。一進家門，老媽媽知道這位老師的來意，緊緊地拉著這位老師的手，邊哭邊說：“可別讓我的孩子考中學，考上中學將來出國怎么辦，我只有這一個孩子呀!”后來李士林還是考上了歸綏中學堂，并且到了法國，不是當兵而是留學，結果成為全國有名的地質學家(解放后逝世)。當李士林在學術上有了成就的時候，這位老教師又見到了他媽媽，這時她老人家懷著另外一種心情激動地說：“那時候多虧了你呀!要不我孩子哪會有今天呀!”

    從1903年——1905年，嚴格講起來歸綏中學堂僅是一個名義上的、形式上的新學堂而已，到1906年，學堂才有較大的發(fā)展和充實。學堂相繼從湖北、湖南、浙江等地請來一批講授近代科學課程的教師，據(jù)一些老校友(當時的學生)回憶，教師們大都是留過洋的人(即留學生)，年紀都在四十歲左右，對待學生很利害，最初四、五人，后來增到十余人，能夠記憶起來的有：教史地的張桂清，教理化的周X X，教外文的于X X，教數(shù)理的李X X，教體操的徐X X(據(jù)說是徐錫麟)等。后來又從山西請來幾個老師，并且學堂也有了負責教學的領導人。

    1906年，通過招生，學生人數(shù)也顯著增加；先后成立了甲、乙兩班，約有一百余人。當時為鼓勵人們投考學堂，實行了津貼制度，即上學后學堂每月發(fā)給學生銀錢。每人每月三兩五錢(數(shù)字以后逐漸減少，后取消)。1907年，為了給新辦小學培養(yǎng)師資，將原在書院學習的年長學生組成一個師范班(附屬于歸綏中學堂內)。同時為了擴大中學堂學生的來源，在學堂內附設了高小兩班。這樣在光緒末年，學堂師生人數(shù)已達200余人。

    隨著師生人數(shù)的增加各種教學制度也都建立起來，各門新課程也都相繼開設。當時根據(jù)1904年清政府頒布的“奏定中學堂章程”，實行五年制，共開設12門課程，每天上4、5節(jié)課(每節(jié)也是45分鐘)。最初上課是打梆子，后來搖手鈴。月有月考、期有期考，畢業(yè)有畢業(yè)考試。各門課程也先后有了課本。

    這時期，學堂校舍、設備也擴大起來。光緒末年，學堂將巷南的大慶昌商號的地皮、房舍買了過來，并在大店的院子里蓋了一座有臺階設置的理化儀器室(儀器據(jù)說是派專人到日本買的，抗戰(zhàn)時被日寇劫去)。這樣學堂已算初具規(guī)模了。

    1911—1912年，甲、乙兩班及師范班先后畢業(yè)(甲班畢業(yè)36人，乙班畢業(yè)18人，師范班畢業(yè)43人)，并招收了丙班(即民國后歸綏中學堂的第一班)。這時辛亥革命爆發(fā)，清政府被推翻。1912年10月歸綏正式脫離清政府的最后統(tǒng)治，歸綏中學堂就為歸綏中學校所代替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熱心教育的道員——胡孚宸

    為什么從1906年以后，歸綏中學堂有了較快的發(fā)展 ? 基本原因是由于全國辦新學堂形勢發(fā)展的影響。當時全國各地許多具有資產(chǎn)階級民主思想的人，都大力提倡辦新學，而且封建統(tǒng)治階級內部也有一些主張富國強兵的“開明”官吏，在維持封建正統(tǒng)思想的基礎上也提倡辦新學。從1906——1910年(光緒三十二年——宣統(tǒng)二年)，在歸綏做道員的胡孚宸就是歸綏道清政府官吏中后一種人物的代表。

    從老年人的一些回憶中知道，胡道臺并不是一個十分主張革新的人物，在他做道臺期間，在政治上并沒有實施過什么“維新”的改革。但他卻是一個熱心辦教育的人，對歸綏教育事業(yè)，特別對歸綏中學堂的發(fā)展有一定的貢獻。

    胡孚宸，字愚生，號公度，湖北江夏人。光緒三年二甲進士，光緒末年在歸綏道上任。今天一中的校址就是當時的道臺衙門。他常常身著朝服，坐上大轎，前面鳴鑼開道，來往于歸綏中學堂。據(jù)說當時學堂的教師，大都是胡道員請來的，而且都是他的同鄉(xiāng)、親友(胡道臺為南方人)。他在任內學堂經(jīng)費達一萬二千兩。據(jù)說學堂的理化儀器也是胡道員專門派人到日本購買的。學堂考試時有時他親自來監(jiān)考，有時讓學生到衙門里來考試。國文考試時他還親自出題。一些國文好的學生的名字他都記得很清楚。一位老校友回憶說：“胡道員死的時候，中學堂的許多學生都前去吊孝?！标P于他與歸綏中學堂的關系及其貢獻，《綏遠通志稿》上留下一段生動的記載(當然有些夸大和過于頌揚)：

    “……胡公在任五年，于興辦歸綏學務厥功甚偉，籌集巨額基金，發(fā)繳各縣商息，復購置學田三十余頃。次第拓展?；?，添筑堂舍。而對于中學學生朝夕督課維勤。每遇課期，親身校閱，口講指畫，娓娓不倦。時捐廉奉，給獎高才生，以資鼓勵。堂內經(jīng)費有不敷時，則舉廉奉以充之?！珖L于中學講室前刊制一聯(lián)曰：‘重譯共軌文，異學分歧，愿多士勿忘國粹；十室有忠信，及時淬礪，雖邊地豈乏人才?！滢k學之精神意志可概見矣?！?